作者：马特奥·乔万尼尼（Matteo Giovannini）中国工商银行高级财务经理、全球化智库非常驻研究员、香港大学“亚洲环球学人”计划研究员
美国正面临着一个日益严峻的战略风险：对华专业人才储备正在萎缩。这削弱了美国应对日益激烈的对华竞争的能力。出于安全考虑限制交流，会导致了解不足，从而让这一问题恶化。因此，有必要进行有针对性且兼顾安全的投入，以培养相关专业人才。
在中美关系日益由战略竞争主导的当下，一个虽不起眼但影响深远的挑战正在出现：美国对华专业人才群体的萎缩。美中教育基金会近期一份报告警告，未来十年，美国可能面临中国问题专家的严重短缺。这并非简单的学术隐忧，而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经济竞争力和危机管理的战略议题。
数十年来，美国一直依赖一个稳定的“中国通”渠道，这些人士精通汉语，并拥有丰富的在华生活经验。这些专家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助力外交事务，并帮助解读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信号。如今，这一渠道正在弱化。早年交流时期培养的一代人面临退休，同时，在中国学习的美国人数锐减。其结果是，正值双边关系愈发复杂、影响愈发重大的时刻，专业人才基础却在不断收窄。
然而，重建这一渠道的呼声常常遇到强有力的反驳，理由是安全风险。对窃取知识产权、学术间谍活动、强制性数据行为和政治渗透的担忧，使得学术交流和研究合作受到日趋严格的审查。已停办的孔子学院等项目成为担忧的焦点，美国司法部发起的“中国行动计划”则反映了美中交往的泛安全化趋势。
▲美中教育基金报告指出，美国涉华人才出现断层，恐影响国安与决策能力。
这些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保护敏感研究、关键技术及个人数据是合理且重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运作不能无视地缘政治现实。然而，认为所有形式的交往都可疑，则可能催生另一种脆弱，导致战略认知盲区。减少对华交往或许能降低某些风险，却也削弱了美国了解主要竞争对手的能力。
开放与安全之间的矛盾，正是当前政策困境的核心所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美国前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的言论显得尤为重要。伯恩斯将学习汉语和在中国的生活经验称为“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这让该问题有了新的解答。问题不在于交往是否有风险，而在于专家储备缺失的风险是否更大。在竞争加剧的时代，误解误判可能比精心管控交往更加危险。
战略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政策制定者可能越来越依赖二手分析、经过筛选的情报或最坏情况的假设。这会扭曲决策过程，降低政策灵活性，并在危机时刻加剧冲突升级的风险。在经济领域，精通中国事务的专业人才萎缩，可能削弱美国企业应对政策变化、评估市场状况或识别商业机会的能力。在技术及标准制定领域，专业人才的不足可能削弱美国在全球治理舞台上进行有效博弈的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持续投入大量资源，培养知美专业人才。这种不对称虽然未必是战略优势，但它确实塑造了信息环境。一个更了解竞争对手的国家，也能更好地预判其动向、解读其信号并校准应对之策。
既然症结已明，解决方案就不能再停留于泛泛呼吁“加强交流”，而必须聚焦于有针对性且兼顾安全的政策。
首先，美国应扩大联邦政府资助的、专门用于中国研究的奖学金项目。可以借鉴富布赖特项目和博伦奖的模式，设立一个新的“中国战略奖学金”计划，每年资助一千名参与者。该项目应集强化语言训练、在华实地体验和奖学金结束后的政府或公共服务任职于一体。资金可由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国家安全教育项目共同拨款，初始年度预算为1.5亿至2亿美元。
其次，应重新调整签证政策，在保持严格审查的同时促进教育交流。重点应从广泛的限制，转向基于风险的、分领域的管控。例如，可以对敏感的 STEM领域加强审查，同时放宽人文、社科和语言学习的签证。同时，美国应商谈互惠安排，以增加在华美国学生的数量。为此或可建立一个专门的双边教育渠道，使其免受政治紧张大局的干扰。
第三，必须加强美国国内对中国研究的投入。《高等教育法》第六条款主要是为“国家资源中心”和“外语与区域研究奖学金”提供资金，但实际上已陷入停滞。第六条款资金若翻倍至每年约1.5亿美元，将为高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同时，还可发展公私合作关系，利用在中美关系中有长期利益的基金会和企业的资源，来支持以中国为重点的研究和培训。
▲美国前驻华大使R·尼古拉斯·伯恩斯强调，深入了解中国不仅是学术追求，更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
第四，应开辟新的制度路径，让对华专业人才融入政府服务。可以借鉴军方“地区事务军官”项目的模式，在美国公务员体系内设立一个“中国方向”职业轨道，为培养区域性专才提供制度化职业激励。这有助于确保语言技能和当地生活经历不再是边缘资产，而是国家安全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第五，必须健全风险防控机制，以应对合理的安全关切。高校应当完善合规管理体系，包括建立境外资金透明披露制度、强化科研安全规范流程、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培训。反过来，联邦机构也应提供更清晰的指导，避免过度干预，减少合法学术活动的“寒蝉效应”。我们的目标是“有安全感的开放”，在保护敏感领域的同时，维系知识和经验的流转。
关键在于，重建对华专业人才储备不应被框定为“重回过去的接触时代”。大环境已经变了，政策必须反映这一现实。目标不是消除风险，而是在保持战略能力的同时明智地管理风险。一种更具选择性、体系化且具备安全意识的交流方式，能够实现这种平衡。
反之，如果任由专业人才缺失，代价将更为惨重。一个缺少对中国有深度认知的美国，极易依据残缺信息制定决策、固化对立叙事，并压缩有效外交斡旋的空间。在中美关系中，认知偏差足以引发全球性后果，这种风险不容忽视。
归根结底，大国竞争不仅关乎军事实力或技术创新，也关乎认知理解能力，特别是解读意图、预判行动和驾驭复杂性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力资本就是一项战略资产。
故此，美中教育基金会发出的警告，应被视为行动的号角。重建美国对华专业人才储备，需要持续投资、政策创新，以及在开放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的意愿。但回报是显而易见的，它将使我们在处理21世纪最重要双边关系时，拥有更加基于充分信息、更加灵活、最终也更为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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